當人工智能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格局之際，我們不禁要追問：中西方文明將如何在這場技術革命中相互影響、共同演進？東方的關系性思維與西方的二元邏輯能否在數字化時代找到新的契合點？
最近，在劍橋大學圣凱瑟琳學院舉辦的《時間的力量》圖書研討會前，神州信息董事長郭為先生與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康河出版社創始人艾倫·麥克法蘭于康河出版社劍橋辦公室，進行了一場意義非凡的對談。這次對話是中國企業家與劍橋學者的思想交流，也是對東西方文明在人工智能時代的一次深度探討。
麥克法蘭院士與郭為先生于劍橋康河出版社辦公室
劍橋大學麥克法蘭院士對話中國企業家郭為
中西方文明如何共塑AI未來？
艾倫·麥克法蘭：請您簡要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包括您的專業領域、在企業中擔任的重要角色，以及您職業生涯的主要歷程。
郭為：我來自中國北京，在北京中關村創立了一家公司，名為leyu.樂魚，英文名是Digital China。我們最初的業務是與跨國公司合作，為其在中國的產品提供服務，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家以AI技術為主導的高科技公司。
我將我們定義為一家從邊緣走向主流、走向前沿技術的高科技公司。作為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在整個企業實踐過程中，我也產生了很多新的思考，包括對數字化技術如何影響人類文明的思考，以及在管理實踐中對時間的認知。這次來倫敦，也是為了發表我的新書《時間的力量》的英文版。您在中國是非常知名的文化學者，所以這次有機會在劍橋拜會您，與您交流，我感到非常榮幸。
《時間的力量》英文版書影
艾倫·麥克法蘭：謝謝。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對人類認知能力、社會結構和企業決策過程的影響？
郭為：人工智能當前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特別是自從OpenAI基于大語言模型的技術發布以來，引起了全球、全社會的關注，大家對它產生了很大的期望值。作為一個從事企業工作的科技人員，我對這件事情持相對保守的態度。縱觀人類發展史，很多重大發明都對人類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比如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特斯拉發明的整個電力系統，它們都極大地影響了人類文明。
今天我很榮幸來到國王學院，這里是人工智能最早倡導者圖靈先生工作過的地方。我相信人工智能也會對人類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但它是否會像今天社會上宣傳的那樣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我還是持保留態度。我的公司從事人工智能應用開發，我們致力于在企業各個領域推廣人工智能技術，特別是在整個流程再造方面，AI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您作為一位文化學者，我相信您對人工智能如何影響整個文化和人類社會也有自己的見解，我很想聽聽您的高見。
艾倫·麥克法蘭：我同意您的觀點，技術對社會確實有巨大影響。如果我們研究思想技術（而人工智能正是幫助人們思考的技術發展之一），我們可以談論四五次改變人類思維方式的偉大革命。
第一次是約3000或4000年前文字的發明，這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一切，包括宗教觀念、宗教的創立、現代經濟的建立、城市的興起、民族國家的形成。所有這些都因文字的發明而成為可能，在此之前則不可能實現。
第二次是約1450年古騰堡發明印刷術，這使得各種新機構成為可能，如民族國家、新教基督教等新宗教，以及現代科學的誕生。印刷術擴展了人類的思維外延。
第三次是我在《玻璃深潛器：玻璃如何改變世界》（The Glass Bathyscaphe: How Glass Changed the World）一書中討論的玻璃的影響。玻璃使我們能夠觀察微小事物和遠距離物體，促進了各種科學的發展，如化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等。例如，就在這條路的盡頭工作的牛頓，他的第二部偉大著作是關于光的性質的，沒有玻璃他就無法完成這項研究。玻璃是人類思想的第三次偉大革命。
《玻璃深潛器：玻璃如何改變世界》英文版書影
第四次是攝影技術的發展。在此之前，人們用符號、文字和繪畫來表現世界，但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隨著一種能夠捕捉世界圖像并將其放在板上或照片上的機器的發展，后來發展成為電影，這成為人類思想的第四次偉大革命。
第五次是計算機革命，始于我們現在所處的這所大學。設計第一臺機械計算機的查爾斯·巴貝奇是劍橋大學的數學教授。后來，莫里斯·威爾克斯制造了第一臺能解決數學問題的工作計算機。而艾倫·圖靈在1935年確定了電子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性質。計算機革命是下一個階段，但它只能進行計算和分析工作。最后，人工智能革命由圖靈開創，后來由我們學院的另一位學生杰夫·辛頓繼續發展，他發明了神經網絡計算方法，最近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和圖靈一樣也在國王學院工作。
劍橋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漸漸地，機器最初擴展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能夠拍攝世界的照片。現在它們已經進入了我們的大腦，能夠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我們也能改變機器的思考方式——但它們仍然是機器。
我的同事曾與一款知名AI閑聊，并提出了一個問題：“麥克法蘭在中國有名嗎？”它回答說：“是的，他在中國非常有名。他是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的朋友。”這完全是謊言。我從未見過費孝通，對他一無所知。它還編造了我寫的書和各種事情。
所以問題是，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極不可靠，將虛假和危險與真實和有用混為一談。我們將如何應對所有機器都缺乏人類常識的事實？
郭為：我認為這仍處于人工智能技術非常早期的實踐階段。如果今天我們要證明人工智能可以超越人類，通過AlphaFold的發明實際上已經可以證明了。它已經能夠預測兩億個人類的蛋白質結構，其能力超過任何一位科學家。但反觀它在解釋一些非常通用的問題上，卻做不到位。
編者注：AlphaFold是由DeepMind開發的人工智能系統，能夠準確預測蛋白質的三維結構。2021年，它成功預測了超過2億個蛋白質結構，這一成就被視為AI在特定專業領域超越人類能力的典型例子。蛋白質結構預測對藥物研發、疾病治療和基礎生物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圖注：使用AlphaFold新版本，DeepMind致力于模擬包含蛋白質和非蛋白質的復雜系統，圖中展示的是基因編輯蛋白CasLambda(藍色)與RNA(紫色)和DNA(粉色)的結合狀態。圖片來源：Google DeepMind
現在人類又發明了您剛才提到的ChatGPT這樣基于語言的大模型，它們可能非常接近人類思考。但正如您剛才解釋的那樣，在一些專業領域里，它們實際上完全沒有能力。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種通用大模型改造成某種專業能力。這正是我們企業界或商業界正在思考的問題。
這里其實有兩點我想解釋。第一是底層邏輯，即我們是否認為這個世界是數字的。早期我們認為世界是物質的，這帶來了現代文明。而今天，由于計算機的發明產生了大量數據，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可能轉變為世界是數字的，就像畢達哥拉斯曾說的‘世界是數字的’。
從中國文化角度來看，這個世界中的一切都存在相互依存關系，而數字則是表達這種依存關系的方式。如果我們基于彼此依存關系和世界是數字的這樣一個思路，那么所有事物都可以用模型來表達。所以我認為人工智能的一個底層邏輯就是我們如何將周圍的事物用模型表達出來。
艾倫·麥克法蘭：這是否表明技術正在重塑傳統知識的傳遞方式？從人類學角度來看，知識傳遞往往依賴于儀式和權威，那么人工智能又將如何改變企業內部的專家層級結構？
郭為：我們知道，一個組織往往是一個有人的地方，通常呈三角形或我們所說的金字塔形結構。但金字塔形結構只代表權力的分布。從工作角度來看，組織其實更應該是一個網絡化的結構。所以無論是進行數字化轉型還是應用人工智能，實際上都是使組織更加扁平化，我認為這是我們的發展方向。
在傳統架構中，可能國王的權力是最大的。而在新的架構中，誰最接近客戶，誰能最有效地解決客戶問題，誰的權力就最大。這就是我認為人工智能對傳統組織結構帶來的重大變革影響。
艾倫·麥克法蘭：您將一般性和專業性的整合定義為中國人工智能道路的核心。人類學家強調本地化知識。leyu.樂魚如何將通用人工智能框架與區域特定的企業需求結合起來？
郭為：任何技術要發展，最重要的是實現普及化。以計算機為例，在PC機出現之前，計算機是一種大型機器，只有少數人使用。有了PC之后，它才真正普惠到所有人。大家都開始用計算機工作，因此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人工智能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如此，過去它被少數人使用，這些人將其視為一種特權。我們在做通專融合時，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讓人人都能開展大模型相關工作。
要實現通專融合當然有前提條件。如我前面所說，一方面我們已經證明專業模型可以超越人類能力；另一方面，作為基礎設施的通用模型需要變得越來越經濟實惠。中國的DeepSeek發明由于采取了開源策略，使得應用通用大模型的成本幾乎降為零。當通用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幾乎為零時，我們就需要思考如何將一個通用大模型轉變為一個專業模型，或轉變為很多小型專業模型，從而實現AI應用的普及化。
艾倫·麥克法蘭：你認為人工智能在未來十年將對社會和企業產生什么潛在影響？企業應該如何準備？
郭為：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蒸汽機和電網的發明都對人類產生了巨大影響。現在社會對人工智能有非常高的期望，但事實上會不會是這樣，我很難給出確定的回答。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讓人工智能商業化。目前還沒有一個案例顯示人工智能在商業領域有大規模應用并產生巨大經濟效益。所以作為一個企業家，我正在積極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改變企業工作流程，以及如何在創新產品和服務方面讓人工智能發揮更大作用。
最近我發表了一篇關于“AI for Process”的文章，探討如何通過AI改變我們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目前整個產業界討論最多的是AI Agent（智能代理）。我們如何通過AI Agent來輔助工作？如何讓AI Agent之間實現協同合作，幫助人類提高工作效率，創造更大價值？如我前面所說，我對AI持相對保守態度，這種保守體現在我希望AI應用能夠首先在商業領域創造巨大價值，然后才有可能對整個人類發展進程產生更大影響。
您剛才提到，從書寫到印刷術到玻璃再到攝影術，這些重大發明對人類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那AI是否也屬于這個范疇？我現在還不能給您一個確切答案，盡管我正從事AI技術的推廣和商業化工作。當然，AI一定會對我們當前的工作產生更大影響，而數字化浪潮也必定會對整個人類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
艾倫·麥克法蘭：好的。我們可以在之后進一步探討人工智能的影響，這正好引出我的下一個問題——正如機器已經在農業和工業領域替代了大量勞動力，人工智能是否也會在商業領域逐步取代絕大多數工作崗位？那么，人類將何去何從？您提出人工智能能夠加速從傳統制造向智能創造的轉型。在這個數字化變革中，企業該如何避免人類異化？如果出現了所謂的“后人類組織”，傳統公司的概念是否就此終結？
郭為：人工智能一定會替代很多重復性工作和重復性決策，就是赫伯特·西蒙所說的基于經驗的角色，我認為這些將逐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對于具有創造性的工作，我認為今天的人工智能還很難取代。因為創造性工作源于人的情感，源于人的感受，而當今的人工智能終究還是一種機械，還沒有能力具備人類的情感或感情因素。
艾倫·麥克法蘭：關于這個問題，我曾與神經網絡開發者杰夫·辛頓進行過討論。他認為，一旦人工智能擁有感知能力，情感的產生就成為可能。目前的人工智能僅僅處理電信號，但若它具備了視覺、聽覺、味覺和嗅覺等感官能力，它就可能將這些感知綜合起來，形成情感體驗。到那時，你的人工智能或許會產生愛或恨——它可能會愛你，也可能會恨你。
郭為：辛頓是大師級人物，是諾貝爾獎得主，我不敢給予任何評論。我只能基于我目前從事的AI工作來發言。我們還只能停留在我剛才提到的層面，即用AI替代人類完成許多重復性工作，減輕我們個人的繁瑣負擔，但對于重大決策和基于人類情感的創新，我認為目前的AI還無法實現。也許按照辛頓所說，在未來能夠實現這個目標，這或許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艾倫·麥克法蘭：我真正好奇的是，這一天究竟何時會到來！這些話題我很愿意繼續深入探討。特別引起我興趣的是您提到工作基于關系的觀點。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就是建立在關系之上的——A與B的聯系。在中國文化中，重要的不是你我個體，而是我們之間的關系——即C（關系本身）。這構成了中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基礎。
西方思維習慣于二元對立的數字化方式，非此即彼，正如希臘哲學中的排中律——中間不容許有灰色地帶。對與錯、左與右、男與女，涇渭分明。正是這種二元思維促使我們發明了數字計算機。
而我認為，中國和您公司的未來優勢恰恰在于關系思維，即“既是這個也是那個”的包容性視角。道家、儒家和佛教哲學都蘊含著這種“既...又...”的思想。若我處于您的位置，我會創建一家名為“量子中國”的企業，因為量子邏輯比西方二元數字邏輯更具潛力。眾所周知，量子計算機能提供更強大、更快速的運算能力，因此人工智能的未來不在二進制數據，而在量子數據。
我視您為一場革命的先驅，您有能力擔此重任。但您需要做一件在您的著作中我尚未看到的工作——更深入地理解中西方差異。比如，您關于時間的書中，并未探討中西方在商業組織和歷史脈絡上的不同。這方面有太多值得學習的內容。
這番話聽起來或許有些冒昧，但鑒于我比您年長三四十歲，也就容許我對您直言不諱了。
郭為：昨天晚上我在倫敦經濟學院也談到了這個觀點。西方文明和數字技術發展到今天，其實是從一個原子的世界走向一個系統的世界。數字化只是系統概念的一種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從最早開始就是一種系統化思維。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當今世界，中國傳統文化在解釋當代文明時可能有其獨特視角。這就像一個文明的早期階段，莎士比亞定義了整個英國文學，普希金開創了俄羅斯文學，使它們都輝煌起來。我認為，中華民族的哲學思想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將會產生文明發展的新動力。
艾倫·麥克法蘭：我完全贊同您的見解。從古至今，中國文明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和人際關系。如果您能將這種思維與主要源自西方的現代技術相結合，必將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這需要一次思想上的巨大飛躍，勇敢探索全新的可能性。因此，我堅信這正是您應當追求的方向，衷心祝愿您在這條道路上取得圓滿成功。
郭為：對于您剛才提到中國可能產生出新思想與開創不同未來的見解，我深表感謝。我特別期望將來有機會向您學習更多哲學思想和文化概念。我感覺當前的中國現在正像春天里的草一樣快速成長，但我也希望希望能夠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使其能夠與現代文明融合在一起。
郭為先生將他的新書《時間的力量》
贈送給麥克法蘭院士
關于劍橋大師訪談錄
觀察、傾聽、感知、共情——這是人類學家與生俱來的天賦。正是憑借這樣敏銳的洞察力，他們得以穿越文化的迷霧，觸碰真實的世界。
"劍橋大師訪談錄"項目始于1982年，由英國著名人類學家、英國學術院院士、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杰克·古迪爵士（Jack Goody,1919-2015）創立。其后繼者，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英國劍橋康河出版社聯合創始人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教授及其團隊在過去40余年間，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和人類學家特有的觀察視角，完成了對300余位世界級學者的深度訪談。
雖然這個項目在劍橋創立，但受訪者并不限于來自劍橋大學。他們來自牛津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東京大學等世界頂尖學府，其中包括多位諾貝爾獎得主，涉及領域涵蓋人類學、科學、工程、歷史、教育、藝術、音樂等多個學科，還包括著名生物學家湯瑪斯·亨利·赫胥之孫，和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的兩位曾孫。這些訪談不僅記錄了學者們的學術成就，更系統性地梳理了他們的生命歷程、思想演變和時代印記。
這些訪談視頻，已經有200多部在劍橋大學視頻數據庫上發布，免費開放給所有人，視頻的瀏覽者來自世界各地數十個國家。
作為"劍橋大師訪談錄"項目的第361期，此次對談秉承了該項目嚴謹而開放的學術傳統，也是英國康河出版社"思想庫"系列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傳統的"大師訪談錄"項目的延伸，康河出版社正在積極推進"劍橋全球視野論壇——關于創新與社會的對話"新項目，致力于連接全球思想領袖，探索科技與人文交融的未來圖景。
文章來源：英國康河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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